从陈桥到崖山 - 变法前奏篇

    这就造成了一可怕局面。分裂后的吐蕃一盘散沙，对于宋朝来说，它不仅不再是一面抵挡西夏南进的屏障、一支牵制李元昊子孙的力量，而是一祸胎。
    王韶《平戎策》里说欲取西夏，必先复河、湟。我方抢先得到河湟，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。这是利。如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时西夏骑兵没了后顾之忧，向宋朝发兵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强。秦、渭两州首当其冲，兰、会2州先被割断，古渭境陷入瘫痪。这就造成以前范仲淹、韩琦、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。
    仁宗时期，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，都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就是继续进兵、挺进宋朝腹地。这看似一条光明大道，可那会激起宋朝人陷入死地后的剧烈反抗，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，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具体好处。可如西夏人得到了河湟，情况就不同了，他们可向西南发展，在四川武胜县位置建立堡垒，之后随时可发兵侵袭洮、河两地，宋朝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内。那时宋朝怎么办？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。如发兵去救，陕西方面、开封附近兵力都会被分散，那样处处戒备，等于处处松散，等于无备。党项人随意选哪里进兵，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…
    局面恶劣到那一步，宋朝基本就算死梗了。原因很简单：想抵抗？只有增加军队。增加军队？就要多加粮饷。多加粮饷？大宋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器——经济，就注定了崩溃！到时救无所救，从根子上烂掉了…偌大的文明之邦、幅员万里的大宋朝，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小族西夏人搞死，想想都让人恨得撞墙！
    而这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——是否保得住河湟！这也就是后来对王韶《平戎策》的最大争议。反对派们说吐蕃河湟部一直以来都是“不叛无争”的朋友，你放着敌人不打，先对朋友下手，搞得众叛亲离。有什么好处呢？往好里说，打赢了，把河湟抢过来了，可那就直接和西夏人对话，也等于多开辟了一战场。万一打不赢或打得变成温吞水，那宋朝等于平空多出来一大堆敌人，这不是多一片战场的问题，是既多战场又多敌人的问题！
    而且很不幸，这在以后成了事实。但有点必须指出：之所以宋朝和河湟吐蕃没完没了的掐来掐去，那完全是反对派的错！以高太皇太后、老混蛋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们。把神宗皇帝、王安石、王韶等人连年血战抢回来的土地，都无偿还了回去，逼得亲政后的宋哲宗、志大才疏的宋徽宗不得己还得发兵去抢！
    而历史证明了：河湟部只要去抢，宋朝必胜！得到它后，虽多出了块战场，从数量上和西夏人抢得河湟后，在宋朝四川部开战一样。但性质截然不同！在四川，是大宋腹背受敌、应接不暇。在河湟开战，是西夏人腹背受敌、应接不暇。这是最根本、也最显著的区别！
    这点都看不清。旧党们如不是一群蠢猪，就是睁大眼睛说白话！为铲除异己，连国计民生、国家安危都不顾了！
    讨论出战争的必须性后，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后的后续性。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。西夏那片地方，除河套平原一小块外，全都是穷山恶水、沙漠戈壁，老实说那种破地方。白给宋朝都不惜罕！但河湟不一样！
    首先，打河湟这概念就不对！应是“收复”因这片土地在以前一直都是汉族人的，安史之乱前。这里还是辉煌大唐的领地。是吐蕃人趁着安史之乱，乘虚而入偷窃了它！之后200年间汉人自顾不暇，久而久之，就把它遗忘了。现在宋神宗时期，各满腹经纶的“大儒君子们”竟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！
    河湟地区土地肥沃“所谓湟中，浩亹，大小榆，枹罕，土地肥美，宜五种者在焉”它完全可自给自足，不必宋朝中央向它拨款运粮。其实多简单，用脚趾头想想也能明白：这片土地能养着唃斯啰成功对抗李元昊，无论如何它都是物产丰富、出产稳定的！
    至此，打赢后怎样后续也己清楚，王韶又更进一步阐述了征服河湟的根本性原则。他不是好战成性的人，并不想杀光赶尽那里的吐蕃人，然后派去大量汉人去移民。那样也不现实，汉人是个特殊种群，他们在必要情况下，的确可四海为家，哪怕飘洋过海，也能在大洋彼岸繁衍生息。但如自己土地有得种，还被迫去移民开荒的话，事就会闹大…
    王韶的主张是征服河湟、收编唃氏，再通过他们去收编羌人，最终目的是连吐蕃加羌人都归到西南的武胜或西北的渭源等城，让他们习用汉法，变成以前延州的“铁壁相公”李士彬、环州的慕恩那样。虽是异族、却为大宋尽忠的精锐部队！
    得其力、不畏其变，这才是利弊权衡后最合适的一个办法！
    至于河湟本土，则定要由汉人主持大局，军队入住，自给自足。具体办法，王韶归纳出《和戎六策》。它会在之后的军事行动里体现出来。
    熙宁2年（1069）2月2日，富弼被任命为宰相。3日，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、大宋副宰相。
    变法前的最后一次谈话。神宗问唐介“王安石当宰相怎样？他是文学不可任？吏事不可任？经术不可任？到底哪点不达标”唐介答“王安石很好学，但拘泥于古法，议论很迂阔，如让他当宰相，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，让天下不得安宁”
    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“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，不晓世务，你怎么看”王安石答“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。后世一些所谓学者，迂阔蠢笨，根本没学会，才会说经术无用”
    神宗再问“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，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”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“变风俗，立法度”
    谈话结束。从此之后神宗皇帝对王安石言听计从、变法正式开始！请问这是咋搞的？“变风俗，立法度”这6个字有什么魔力？
    魔力超级大！这是古代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。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、想在弱肉强食环境中屹立不倒、发展壮大，就必须要遵从它，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，统一天下，都以它为根本！
    那就是光耀后世、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！
    翻历史书，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，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事实：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、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。没办法，法家讲究实效，所以能创世。儒家教人守礼。让既得利益者喜欢。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，一边让统治者们深深忌惮，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，于是造成一现象：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“外儒内法”的。神宗皇帝就是其中一个典型。
    他在还是颖王的1065年时，手抄了一整本法家经典典籍《韩非子》，抄完后拿给自己幕僚看，检查有没有错处。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，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，哪怕对方是皇子。也撇着嘴冷笑一声“韩非险薄，无足观”儒家学说博大精深，仁义道德啊，可惜除了一条条人生语录外。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。
    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，笑了笑“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，并不是喜欢它”
    这时他在王安石身上找到了共鸣。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，很会耍花招。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尧舜禹怎样。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，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。
    “变风俗”儒家学说最大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，人民不管自服。“立法度”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“治国”从来都鄙视“术”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。那是什么呢？
    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，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。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、后期变成死敌的人。
    儒家和法家，从来都是不可调和的…
    9日，司马光当面向皇帝请求罢官，去外地。皇帝不许。
    1069年2月27日，一叫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的全新部门成立。顾名思义，它是以国家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，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。这部门凭空出现，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，什么东府、西府、两制、内侍，都没你们份，一边呆着去！
    熙宁变法正式开始！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具体法令的内容、颁布的时间及遇到的困难。但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，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理念后，就直接上了马，是不是太儿戏了呢？
    从1068年4月4日、史书记载的君臣两人首次谈话到1069年2月27日变法正式开始，这期间有10个多月时间，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，相信他们的讨论也一定多方多面、涉及到大宋帝国的每一个角落，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：
    1那是个大秘密，就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！所有举措如不建立在这大前提之下，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查遍史书，不论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，对此都一字不提！或许是他们没看到，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…
    2变法的速度。急进还是缓变？这是个大问题。要比具体变法措施更重要，我们清楚，一件事成功与否，不仅与它立意有关，更与它做法有关。聪明博学如王安石、谨慎小心如宋神宗，这个最起码前提，定会考虑到。只是出于对第一点，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，才不得己最终选择了急燥的做法，王安石要让国家迅速富强、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。这是无可奈何的，可也为最终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打下了伏笔…
    3变法的涉及层面及具体法令。变法牵动的是一整条互动互补、一荣俱荣、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，哪一点出了错，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…
    这三点讨论过后，在宋神宗和王安石心里，变法己有了一完整宏观的蓝图，到了这时，才能进行实际操作。
    实际操作让副宰相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，将富弼提升为宰相，以他的威望来镇抚局势、安定人心。而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也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，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即将提升的另一个宰相陈升之。接下来王安石的“新党”班底成员们，就成了一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…
    此时的王安石不可能有什么亲信集团，那么谁来帮他呢？只能从日常交际的朋友中去选，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。第一个人便是吕惠卿。这人在后来骂名满天下、举世皆知、遗臭万年，让新党、旧党都摇头。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也加在王安石头上…(未完待续。。)</dd>